江苏徐州市的李群今年从亲朋好友处借钱，投资二十万元加盟了一家连锁幼儿园。“我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不是说中国要出现新的婴儿潮吗?所以我就拼一把，抓住这个机会!”他野心勃勃地告诉第一财经客户端。

　　李群不是唯一看好婴儿潮商机的人。第一财经客户端七月份发表的关于全面二孩政策有望年内落地和9月下旬的人口大数据系列报道引发了多只二孩概念股涨停，就是社会追捧第四次婴儿潮的一个集中体现。

　　今天我们要回到原点探求真相，第四次婴儿潮真的伴随着诱人的商机如期而至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么，它真的会来吗?

　　预想中的婴儿潮

　　从十年前开始，就陆续有关于中国要迎来新一轮婴儿潮的声音。所谓婴儿潮(Baby boom)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从这个概念来说，与其说婴儿潮是个人口学名词，不如说它是个社会学名词。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总之婴儿潮是指婴儿数量大幅度增加的现象。

　　尽管学界对婴儿潮的界定还有不同看法，总的来说，对1945年以来中国的三次婴儿潮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次婴儿潮是1950年代。1945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到1957年达到2138万的高点后开始明显下降。到1961年，达到1141万的低点。

　　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开始，持续15年保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直到1976年。

　　第三次婴儿潮从1986年到1990年，这5年形成一个潮峰，其中1990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从1992年开始，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到2000年后略有增加，但始终在1600多万的水平徘徊。

　　从历史上看，婴儿潮在许多国家都有发生，而且原因多种多样。通常可能起因于振奋人心的事件，比如农作物丰收、打赢战争及赢得体育竞赛等。最著名的婴儿潮发生在美国，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大批军人从战场返乡，掀起一轮生育高潮。从1946年到1964年，美国共有7590多万婴儿出生，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分析各国婴儿潮的规律，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特殊原因导致的婴儿潮之外，还有一种回声婴儿潮。这种婴儿潮的产生，不是因为生育率的明显提升，而是因为上一波婴儿潮的人群到了生育高峰期，因此产生了一个类似回声的婴儿潮。按照现代人婚育的年龄推算，婴儿潮之后24~30年会出现回声婴儿潮。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三次婴儿潮就属于六七十年代婴儿潮的回声婴儿潮。这也可以解释一个疑问：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采取了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竟然还能够出现一个短暂的潮峰。

　　预想中国会在2010年左右会出现婴儿潮的人们更多的是基于回声婴儿潮的理论。理由很简单，1986年出生的2319万婴儿到2010年已经24岁，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新的婴儿潮出现顺理成章。

　　问题是，新的婴儿潮真的出现了吗?

　　学者：根本没有新的婴儿潮

　　第一财经客户端咨询了多位人口学者，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按照统计数据，从199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万之后，就一直没有超过1800万，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始终在1500多万到1600多万徘徊，根本没有出现婴儿潮。

　　“按照人口变动规律，是应该有个出生的小高峰，但是查看这十几年的统计数据，只有小的出生波动，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婴儿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说。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从2005年到2014年10年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根据统计数据，2005年出生人口为1617万，此后一直在1600万左右徘徊，最高点是2014年的1687万。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按照传统习惯，有些人预料当年会出现一个小的出生高峰，但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635万，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出现了首次净减少。

　　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的一年。此前有关部门曾经担心，放开单独二孩可能会导致年出生人口显著增加。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放开单独二孩后，头几年可能每年增加200万出生人口，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但不会出现所谓新一轮婴儿潮。

　　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上一年增加了47万。这就使得过去十年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显示出一条平平的波浪线，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全国1100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仅有145万对提出了再生育申请，数量之低令人意外。

　　早在2014年12月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王广州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北京大学郭志刚、李建新、乔晓春，复旦大学彭希哲、王丰，南京大学陈友华、黄文政等多位人口学者已经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全国遇冷敲响了警钟，全面二孩应该及早落实。

　　王广州通过对多次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已婚一孩育龄妇女中，约有40%超过40岁，已经接近生育期末端。

　　他在今年发表的《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中预测，假定在2015年全国统一放开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为565.8万人，2017年达到增量最高峰583.2万人，此后逐年降低。这一预测通过人口仿真模型做出，被多位人口学者评价为“靠谱”，远远低于此前有学者提出的“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增加出生人口数千万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的生育主力军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跟60后、70后的父母辈不同，再加上生育的机会成本和抚养成本很高，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形成不了所谓的婴儿潮。

　　和双独夫妻、单独夫妻可以合法生育二孩却放弃的现实相反，一批不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非独夫妻在盼望着自己能够合法地生育二孩，这其中绝大部分是70后。今年十一假期，一群70后非独人群徒步去山西翼城考察全面二孩试点的成效，希望以此举唤醒社会对70后非独人群生育权的关注。

　　婴儿潮：天使还是魔鬼?

　　婴儿潮在李群眼里，是金光闪闪的商机，所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决意要押上身家投资加盟幼儿园;在股民的眼里，婴儿潮是红艳艳的涨停板，它拉升的不光是一个个二胎概念股，同时还以巨大的消费需求为股市上涨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婴儿潮却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十多年前就有一批又一批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人口学者、经济学者多方呼吁，尽快调整生育政策，使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正是害怕生育政策放开后可能出现的婴儿潮，政策调整动作迟缓，踟蹰良久不敢妄动。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社会关于尽快放开普遍二孩的呼声高涨。对出生堆积的恐惧再次阻拦生育政策迅速应时而动。杨文庄曾公开称，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我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我国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

　　在人口学者梁中堂看来，根本不必对生育政策放开后的所谓出生堆积“谈虎色变”。他分析，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许“双独户”生二孩，也曾预计会有“生育堆积”带来的生育高峰，结果并没有发生。而1985年开始实施的山西翼城二孩试点更加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人口出生率与股市、房地产市场、经济繁荣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美国1946年开始的婴儿潮带动从玩具到房地产、汽车业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认为，中国目前老龄化加速、少子化严重的人口结构，恰恰需要一次婴儿潮，持续为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孩动力”。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对中国1974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变动数据与1994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数据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两者高度相关。

　　他分析，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人口结构中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预想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约而至，我们是该松一口气还是叹一口气?从人口数据来看，婴儿潮爽约已经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即便是在上一波婴儿潮高峰期人群进入生育高峰的今天，仍然没有出现相应的回声潮，这意味着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已经低到一个值得警醒的地步。

　　今天的婴儿不仅是奶粉、尿不湿和玩具的消费者，更是明天的劳动力、纳税人、创新者和企业家。从这个角度来说，第四次婴儿潮爽约并不只是少生些孩子这么简单，而是事关未来谁来纳税、谁来消费、谁来养老的头等大事，值得有关方面全力以赴、积极主动地去应对。

　　学者：中国需正视人口危机 要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还有十多年8%增长的潜力，因为2008年的人均收入以1990年不变的国际元计算，只有美国的21%。而日本1951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则分别处于这个水平。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21%后的20年，日本、台湾地区、韩国每年增长分别为9.2%、8.3%、7.6%。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预测2050年中国GDP将是美国的3倍。

　　我对此有不同意见。我2008年判断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危机和经济的拐点，2012年判断2012年-2014年经济年均只会增长7.5%。事实已经验证了我的判断。而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容乐观，我的主要理由是要看人口结构。

　　他们那时还年轻

　　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21岁、21岁，而美国这三年的中位年龄分别为30岁、29岁、29岁。但日本的中位年龄在1967年开始超过美国，1992年达到38.5岁，而美国此时仅33.4岁;2014年日本46.4岁，美国37.6岁。

　　从1992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速低于美国，2014年人均收入降到美国的71%。1947年－2014年，随着与美国的中位年龄差从比美国小8岁到比美国大8.8岁，日本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速差也由1947年－1966年的年均5.63%下降到1971年－1990年的年均1.15%、1995年－2014年的年均负0.65%。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强相关。

　　台湾地区、韩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差也随着中位年龄差的缩小而缩小。韩国、台湾地区的中位年龄分别在2009年、2010年超过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也趋近于美国，预计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22年前后停涨回落。

　　中国前景不乐观

　　1979年后，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而美国那时是30岁。2008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比美国年轻2.2岁，此后20岁－64岁总劳动力也只会增长7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开始超过美国，在2030年、2050年将达到45岁、55岁。采用日本与美国中位年龄差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差的相关性，可推算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将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

　　这还可以用另外一个人口学参数进行佐证。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代表经济活力。日本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在1992年开始低于美国了。中国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在2035年开始低于美国，GDP增长率可能在2033年开始低于美国。

　　美国的中位年龄上升平缓，经济前景相对较好。美国的人口将从2015年的3.25亿增加到2050年的4.0亿;而中国大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人口也将在2023年前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只有约11.9亿。假设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2015年的1.4%下降到2033年的1.3%、2050年的1.0%;那么总GDP增长率则是从2015年的2.2%下降到2050年的1.44%。假设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2015年的6.75%下降到2033年的1.3%、2050年的0.75%;那么总GDP增长率则从2015年的7.0%下降到2018年的6.2%、2022年的4.7%、2027年的2.8%、2030年的1.8%、2040年的0.4%、2050年的-0.14%。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1990年-2000年生育率从2.3降至1.22，奠定了中国今后长期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2014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3.4%;依照上述人均GDP增长率推算，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33年达到55%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5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现值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9.5%、世界的13.3%;依照上述总GDP增长率推算，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将在2029年达到86%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67%。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3倍。

　　正视人口危机

　　日本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60年的3.2%提高到1994年的17.5%;但随着日本年龄结构的老化，经济占全球比例回落到2014年的5.9%，还将继续下降。世界的中位年龄在2015年还不到30岁，到2050年也只有36岁，因此今后世界经济还将平稳增长。

　　世界银行认为2005年－2014年世界GDP年均增长2.5%，而IMF认为年均增长了3.9%。如果今后世界GDP年均增长3.9%，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将在2024年达到15.6%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7.4%;如果今后世界GDP年均增长2.5%，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将在2028年达到18.3%的峰值，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1%。

　　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可通过产业升级，用“中国智造”护驾“中国制造”。其实“制造”和“智造”都依赖年轻的体力和智力。年轻人跳得高(经济增速高)，也转得快(产业转型、升级快);而老年人不但跳不高，转身也可能会闪腰。中国东北喊了这么多年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没有转过来，反而率先出现经济衰退，因为东北的老年化程度最严峻。

　　德国、日本在“智造”和“制造”上做的相当不错，2012年还有28%、2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而希腊、英国只有17%、19%。但由于年轻劳动力减少，德国、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员工年龄结构不断老化;两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1991年的19.4%、9.9%降到2013年的7.8%、6.3%。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像年龄与疾病一样。年轻人机体修复能力强，发病率低，但也会有人病亡。老年人修复能力弱，但如果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会降低发病率、延长寿命。根据年龄只能推测人群的发病率，不能推测具体某人在何年会得什么病;根据人口结构也只能预测经济的大概率宏观趋势，不能预测经济的细节。但如果生育率不能提升，“病情”不会好转，“神医”倒是会不断增加，甚至将“病急乱投医”的经济拖入深渊。

　　中国要振兴经济，要更换经济跑道、调整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有效提升生育。只有“人口制造业”复兴，才可能让“物质制造业”走出衰退。

　　少子化拉响警报：中国人口或自2017年迅速下降

　　五六年前，江苏徐州某乡镇幼儿园一个班能收三四十个孩子，现在大班只有三十个左右，中班只有二十多个，小班连十个都不到。即使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因素，这样幅度的减少依然异常。

　　“这几年明显感觉入园的孩子越来越少。现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们一家幼儿园，镇里其他幼儿园都是这个情况。”上述幼儿园园长王女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王园长幼儿园孩子数量的递减只是全国少儿人口逐步减少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少儿人口从数量到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在公众不察觉间，中国早已进入少子化时代。

　　严重少子化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少。3年前，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发布在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他们的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日本人很认真地在敲响警钟，但许多中国人也许只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1000年还远着呢!中国可没有这个危险，咱们人多啊，13亿多人，世界第一呢!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目前日本的少儿人口比重约为13%，处于“超少子化”阶段。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占总人口的16.6%，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更加触目惊心。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据看，从1998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从招生情况看，小学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2500万减少至2014年的1658万，初中招生人数也从最高峰时每年招生2263万人，下降至去年的1448万人。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未来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负增长预警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动，匹配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谁愿意多生娃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本报曾独家报道)，但至今没有看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生育推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这两者都非人力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的是生育政策、养育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在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十分必要。而从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归正扭曲的生育观入手，着力构建一个孩子友好型的社会也已经非常急迫。

　　分辨哪些是不能改变的而接受它，哪些是能够改变的而勇敢去改变，这是一种智慧。拥有这种智慧就能造福后代。